从湘水之盟说起——再谈荆州纠纷

2016-10-08 17:36:01来源:
史上最牛网导读: 孙刘荆州之争,可以湘水之盟中分,前期围绕刘备“借荆州”问题展开,后期则为孙权一方阴谋为体,图取荆州。作为界标,探讨湘水之盟始末至为重要。一赤壁战后,荆州三分,曹操

孙刘荆州之争,可以湘水之盟中分,前期围绕刘备“借荆州”问题展开,后期则为孙权一方阴谋为体,图取荆州。作为界标,探讨湘水之盟始末至为重要。

赤壁战后,荆州三分,曹操据北部诸郡,刘备取江南四郡、孙权势力中心在南郡。周瑜既故,刘备自孙权处借得南郡,即所谓“借荆州”之本。有借有还,再借不难。有借不还,债主自然叫起撞天屈来,于是冲突难免。

《三国志•;先主传》记录“讨荆州”事件过程如下:孙权以先主已得益州,使使报欲得荆州。先主言:“须得凉州,当以荆州相与。”权忿之,乃遣吕蒙袭夺长沙、零陵、桂阳三郡。

简明扼要,承祚文体,然而事实尚待厘清。再索《吴主传》:权以备已得益州,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。备不许,曰:“吾方图凉州,凉州定,乃尽以荆州与吴耳。”权曰:“此假而不反,而欲以虚辞引岁。”遂置南三郡长吏,关羽尽逐之。

孙权要价标的已向南三郡聚焦。再索《鲁肃传》:备既定益州,权求长沙、零、桂,备不承旨,权遣吕蒙率众进取。

千呼万唤始出来。毫无疑问,孙权所谓的“求荆州诸郡”即求长沙、零陵、桂阳三郡,故有置南三郡长吏的行动。也即,孙权所谓“讨荆州”的理想蓝图是以长沙、零陵、桂阳三郡换取南郡属刘的结果,那么,假定孙仲谋仅是按图索骥,而非漫天要价,则“讨荆州”如此,史书记载阙如的“借荆州”的契约内容如何也便一览无余了。即,“借荆州”的结点为刘备得蜀,结算方式为让渡南三郡。因此,所谓“借荆州”一说非但名不副实,更且本质错误。刘备非但未借全部荆州,甚且未借南郡。与其名“借荆州”,不如称“换荆州”,刘备取得南郡,以南三郡为对价,只不过这一交付是预期的,即在刘备取蜀后实现。

厘清了荆州纠纷的纸面关系,便可探究孙刘首次兵戎相见的导火索,即孙权要求兑现约定遭拒事件。就史书直接记载看,南三郡并非必争之地,因此开罪江东,甚至不惜会猎荆州,刘备之行为实是难以理解。但透过纸背,不妨深入探讨,“换荆州”契约中是否尚有深文。

如前所述,“换荆州”的最终兑现以刘备取蜀为充要条件,既然最终兑现出现问题,则症结尚需在取蜀中寻求。

取蜀伐谋,孙权在吴方记载中完全以天真善良的冬烘形象出现。先是被一纸书信便忽悠得放弃了周瑜、甘宁等的图蜀大计,待刘备入川后才大梦初醒,无可奈何,骂骂“滑虏”了事。在此姑且不论孙权是何等人物,综合各方史料已大有可议之处。

《三国志•;吴范传》云:吕岱从蜀还,遇之白帝,说备部众离落,死亡且半,事必不克。

“白帝”疑为传抄之误,《集解》有辨,不赘。显然,在二刘争蜀之际,孙权重臣吕岱身在益州。此公意欲何为?

《三国志•;吕岱传》注引《吴书》云:建安十六年,岱督郎将尹异等,以兵二千人西诱汉中贼帅张鲁到汉兴城,鲁嫌疑断道,事计不立,权遂召岱还。

原来是给张鲁下套去了。孙权与张鲁往日无冤近日无仇,相隔数千里,何苦设此暗算?结合刘备受任讨鲁,北到葭萌的记载,很显然,吕岱是为刘备助拳去了,换句话说,孙权为刘备助拳去了。

对此,在刘备方的记录中亦可寻得踪迹。《法正传》所载与刘璋书即称:今荆州道通,众数十倍,加孙车骑遣弟及李异、甘宁等为其后继。——虽是政治宣传,但孙刘联合取蜀应当是为刘璋所明知的事实。

如上所述,刘备入蜀,孙权出力,成事后一得益州,一分荆州,各取所需。

然而,孙权一方于取蜀的最初设计却大相径庭。无论《三国志•;先主传》,抑或《华阳国志》,都记载了孙权版以江东军为主导的联合取蜀计划,甚且按察各史,东吴君臣尚有独吞益州之志,仅因刘备不惜兵戎相见,这一谋划方才束之高阁。

两国相交,唯利而已,从取蜀自肥到助刘取蜀,孙权自然不会做赔本的买卖。纵览史书,刘备既取南郡,孙权要债,却不及南郡,反索长、桂、零三郡,并以刘备取蜀为口实,据此不妨大胆推测,建安十四年刘备“求都督荆州”,孙刘订约,其初步内容确为借南郡,然而,世事变迁,随着南郡易手,江东入蜀之路断绝,一番折冲下来,孙权固不能跨刘伐蜀,刘备入蜀亦须防备萧墙之祸,双方妥协之余,便形成了刘备入蜀,孙权出兵协助,取蜀后以三郡换一郡的荆州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。也即,从最初的“借荆州”变易为最终的“换荆州”。

协议即定,两家遂合伙去算计刘璋(或许还有张鲁),但事到紧急,江东军却没了踪影。从吕岱所见刘备“部众离落,死亡且半”的景象可知,此时的刘备正处于悬兵敌后,“兵不满万,野谷是依”的不利境地。果然盟友本是同林鸟,大难临头各自飞。

正当刘备在蜀中苦战之际,孙权有何贵干?“大发舟船迎妹”,最终演出一场截江夺阿斗。孙权的趁火打劫与吕岱带回的刘备利空消息是否存在因果关系?史书阙如,却不难从逻辑推断。

既然孙权从合伙到散伙,乃至下眼药、放冷枪,那么刘备定蜀后对孙权的上门讨债白眼相向便不难理解了。

建安二十年的荆州冲突,《三国志•;吴主传》记载甚详:置南三郡长吏,关羽尽逐之。权大怒,乃遣吕蒙督鲜于丹、徐忠、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、零陵、桂阳三郡,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。权住陆口,为诸军节度。蒙到,二郡皆服,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。会备到公安,使关羽将三万兵至益阳,权乃召蒙等使还助肃。蒙使人诱普,普降,尽得三郡将守,因引军还,与孙皎、潘璋并鲁肃兵并进,拒羽於益阳。未战,会曹公入汉中,备惧失益州,使使求和。权令诸葛瑾报,更寻盟好,遂分荆州长沙、江夏、桂阳以东属权,南郡、零陵、武陵以西属备。备归,而曹公已还。权反自陆口,遂征合肥。

则按东吴史料,荆州之争的路线图为:孙权置南三郡官吏被逐—>;吕蒙取南三郡,鲁肃屯巴丘,孙权住陆口统一指挥—>;刘备下公安,关羽入益阳—>;孙刘益阳对峙—>;曹操入汉中,孙刘湘水定盟,中分荆州。

《三国志•;先主传》记载为:权忿之,乃遣吕蒙袭夺长沙、零陵、桂阳三郡。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,令关羽入益阳。是岁,曹公定汉中,张鲁遁走巴西。先主闻之,与权连和,分荆州、江夏、长沙、桂阳东属,南郡、零陵、武陵西属,引军还江州。

则蜀汉方的路线图为:吕蒙取南三郡—>;刘备下公安,关羽下益阳—>;曹操入汉中,孙刘湘水定盟,中分荆州。

看似两书记载相互补充,但按察《建康实录》却更有异闻。《实录•;卷一•;太祖上》云:(建安)二十年,权使诸葛瑾往诣备,求荆州,备不与。权征之,置南三郡守,使吕蒙讨定其民。蜀将关羽尽逐出之,权大怒,自上镇陆口,使汉昌太守鲁肃南讨。

依此则出现另一始末,即吕蒙取南三郡后遭关羽驱逐,孙权方才倾巢而出。此一记载与《吴书》相冲突,却与《蜀书》相补充。从逻辑推断,荆州遭袭,连失三郡,守土有责的关羽毫无反应,显然存在疑问,《实录》记载更为合理。从事实推断,湘水之盟,江夏、长沙、桂阳东属,因赤壁战后孙权实际控制江夏,实则孙权做出让步,将战前索要之南三郡降为南二郡。倘若按《吴书》记载,南三郡已为孙权实际控制,则在刘备后院起火,江东占有先机的情况下,尚降尊纡贵,自降要价,吐出到口肥肉,无乃太弱乎?《实录》所描绘的关羽收复南三郡,孙权大举反攻的局势更符合湘水之盟妥协的内容。

因此,固不能断言《建康实录》之记载可信无疑,至少亦是极可备考的一说。据此,大约吕蒙无可理喻的关羽情结,乃至“羽素勇猛,既难为敌”云云,亦有其本。

湘水盟成,刘备率军西归,收拾巴东汉中的残局,孙权则马不停蹄,东征淮南,打合肥的空门,双方可谓各取所需。但事后观之,刘备破张郃、斩夏侯,退曹操,名利双收,声势喧天;孙权举十万之众兵围合肥,末了损兵折将,人仰马翻,最终一番折冲清算,江东又成冬烘。然而,倒果为因,史家所忌,毕竟十万大军败于数千孤军,实非始料所及,倘若常理推断,孙权趁虚拿下合肥,跃马青徐,扬兵淮泗,则湘水之盟得失显然更有评说。可惜,不是我军不盘算,实是曹军太狡猾。

痛定思痛之余,江东决策层产生了以下这番言论:地势陆通,骁骑所骋,至尊今日得徐州,操后旬必来争,虽以七八万人守之,犹当怀忧。不如取羽,全据长江,形势益张。——当然,湘水盟约在前,“借荆州”已难以成为翻脸理由。“嗟哉臂大于股,将受其殃”——盟友比我强,有背盟能力,所以我就先背盟——便成为了后期荆州纠纷的主旋律。

庙算得失,湘水之盟于刘备,大约是个最不坏的结局。以南三郡之利与孙权翻脸,与日后孙权为三郡与刘备翻脸有异曲同工之不妙,不但丧失了轻取汉中的战略时机,置新造基业于前狼后虎之境地,更造成了两弱相争之势。幸得及时明察大势,悬崖勒马,终于收亡羊补牢之效。然而,四年后孙权站到了三岔路口,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决断。于是孙刘联盟土崩瓦解,终至曹魏渔翁得利,平稳过渡。待到曹丕陈兵江陵城下,接受了震撼教育的孙权拿着旧船票再要求登上刘备的客船,已是覆水难收,“蛋几宁施,各必踢米”了。湘水和议后鲁肃辞世,数千里之外的诸葛亮发丧举哀,是否已意识到建安二十四年局面的不可避免?姑妄言之,姑妄听之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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